在1560年至1760年之间，我们对光的感知的钟摆又回到了巴洛克时期的感性。人们开始拥有与光的更加强力的关系；我们开始从更加感性的角度感受阳光。又一次地，人们试图寻找一种弥漫的、虚幻的光体验，在设计中避免边缘坚硬的阴影。这个时期，建筑师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于，他们在教堂的穹顶上创造了一个光环，而小穹顶似乎漂浮在这个光环上，它的曲线轮廓被照亮，从而使其显得虚无缥缈。以都灵大教堂的圣衣礼拜堂（Chapel of the Holy Shroud in the Cathedral at Turin）为例，当太阳在天空中低垂时，这种效果就会显得特别震撼。充满小穹顶的完整照明是通过内部观察者无法看到的顶端的一排窗户实现的。

在许多早期文明中，太阳被认为是最高的神灵。在阿兹特克太阳石/日历石（ Aztec sun or calendar stone）上，可以看到太阳神Tonatiuh的脸位于中央。他被四幅图画所包围，这四幅图画代表了阿兹特克神话中的四个太阳（世界）。

另一方面，巴洛克建筑将光与理性、自由和权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路易十四（Ludwig XiV）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厅中华丽的镜面墙通过对称的镜面加强了光线的入射，从而使光线的使用效率成倍提高，让观者能够欣赏到精心绘制的筒形拱顶的辉煌。从此，不只有教堂才能成为令人赞叹的建筑奇观。

启蒙运动期间，我们对光的形而上学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沐浴在永恒之光中的精神世界的概念慢慢消退，为一种新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让路。这种对光认识的转变具有尤其深远的原因：对于启蒙运动而言，科学的研究方法（Research）是其认识论层面上的革命，但是在政治层面上，人们选择了”启明“（The Enlightenmen）一词（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光从一种媒介转变为一种工具。到了17世纪末，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对阳光的利用已经神乎其技，而在教堂中，光的使用开始变得不那么具有精神意味了。在古典主义建筑中，合理利用光来实现明亮的空间和笛卡尔理性的隐喻成为了主要的主题。

工业化的到来，使人们对光的认识最终不可逆转地脱离了神秘学。从那时起，光也成为照亮温室和工厂等世俗建筑的工具。新兴的 "对光的渴望 "在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 Great Exhibition）等建筑项目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著名的水晶宫项目（ Crystal Palace）。参观者在欣赏这一巨大的钢铁和玻璃建筑时，发现传统的建筑评判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而水晶宫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建筑静力学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甚至也不在于对项目所采用的创新预制方法和技术审议过程，而在技术手段与建筑的形式表现之间关系上的新发展。同时，带有玻璃幕墙采光的房间最初只在公共空间里被接受。例如，在比德米尔（Biedermeier）时代（1815-1848年）的住宅建筑，仍然倾向于使用昏暗的半光。生活区仍然以深色的、吞噬光线的材料为主。19世纪布尔乔亚建筑的特点仍然是严格的内外空间的分离。

新的实用性意识的出现，使日光进入了家庭环境中，明亮的光线照亮了每个角落，成为 "自由生活 "的代名词。普通玻璃尽可能以大面宽、不分割的窗格，将家变成了户外世界的一部分。建筑对光的应用观念随着形式的完全解体而最终达到了以纯玻璃建造房屋的顶峰。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为1914年科隆的Werkbund展览设计了一座水晶屋，墙壁和精心设计的圆顶是由多块玻璃板制成的。任何人在里面的印象都是站在纯光的包围中。玻璃作为一种建筑材料，被用来描绘生活的乐趣和力量。得益于新的社会学思想和人们对生活卫生态度的改变，新的光照观念一夜之间获得了成功。1927年在斯图加特建造的魏森霍夫住宅区（Weissenhof housing complex），为自由生活的理论概念的实践提供了典范。现代主义时代的基石已经奠定。

新的工业化进程和系列化生产为年轻的建筑师们开发新的临时建筑形式提供了空间。"太阳、光线、空气和空间 "是当时的秩序。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以"新建筑五点 "作为宣言，主张将外墙与支撑结构分离，从那时起，建筑外墙周围的开口可以自由定位了。他引进了水平长窗，使房间具有拥有完整、均匀的照明的可能性。第一个与房间等高玻璃墙诞生了，为了解决夏季过热的问题，遮阳板被开发出来。从此以后，人们可以自由地利用光线进行活动不再具有阻碍。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新的玻璃类型、太阳滤光片、控制和偏转装置被不断发明，使人们可以随意调节和改变自然光以实现预期目的。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 Sir Isaac Newton）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棱镜折射出了光，并确定从 "白色 "阳光中可以产生七种光谱颜色。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现代光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宗教不再拥有解释光现象的专有权利。

但即使在进步的建筑师中间，柯布西耶的新建筑五点的方案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路易斯·康（Louis Kahn）拒绝立面与结构骨架分离的概念，使他的作品显著有别于现代主义的透明性运动。康的建筑主题通过结构来强调体量，他的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如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也采用了相似的手法。康的作品试图通过利用自然光的能量来创造空间的神秘感，并使空间充满活力。他利用从公共到私人、从室外到室内的不同空间的层级和过渡来调节光线。他还利用光来支持平面设计，体现了他的光为空间服务和空间服务于光的概念。

从现代主义到晚期现代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建筑师们努力用示范性的、有时甚至夸张的设计方案来描绘光环境。现在，技术的进步为实现几乎所有要求在建筑外墙自由放置开口的建筑设计概念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这些新进步在建筑力学、能源和气候技术方面并非没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往往滞后于建筑师的创造力。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全玻璃房屋被认为不是最明智的建筑解决方案。因此，如何理想地利用日光成为20世纪世界建筑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在过去的年代里，根据特定的建筑风格强调不同日光运用方式的模式的已经让位于因地制宜地寻找针对特定建筑的日光照明问题的解决方案。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单一的建筑方法所产生的标准化的 "一刀切 "的解决方案无法满足不同的建筑需求。同时，对日光问题的解决也随着我们对某一情况的不断认识而发展。这种实用的方法当然也会受到建筑时尚的影响。例如，近年来，玻璃幕墙作为某种企业哲学的的表达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但却不顾由此产生的空间过热问题。虽然通过高度复杂的技术手段，可以真正实现符合设计基本规则的全玻璃建筑，但在这个时代，为了证明完全机械化的玻璃结构的合理性，需要更强大的思想基础。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仅占外立面50%的玻璃面积所实现的建筑日照率，完全足以照亮最深的房间。

在过度饱和的消费市场中，日光作为建筑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趋势促使建筑学家不断地推翻技术限制。在大多数新的开发项目中，一旦规划师们满足了当前适用的舒适度标准，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纯粹的概念性建筑方法已经不足以作为实现完美的建筑照明的基础。建筑物理学的相关问题、家用技术的复杂性，以及玻璃技术领域的不断进步，都需要具有特殊技能的专家团队。因此，建筑师们越来越多地聘请专家团队来进行日光规划。

万神殿建于公元118年至125年之间，是罗马的一个聚会场所。最主要的特征是穹顶有一个9米宽的开口，象征着太阳。当空气潮湿或有雾气时，太阳光就会集中成一束可见的光线，使我们最重要的恒星如何在天空中移动变得清晰可见。

本文原载于《日光与建筑》（Daylight & Architecture）

2006年秋季4期

作者 / 帕布罗• 布诺戈尔(Pablo Buonocore)

摄影/ 《日光与建筑》(Daylight & Architecture)

翻译、图文 / 沈晨思

校对 / 王雪睿